山西翼城二胎试点28年:生育率未升反降

2013-12-09 15:32:45出处:其他作者:佚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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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要制定了符合规律的制度,合理执行,剩下的顺其自然就可以了。

  ——原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

  山西省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,尽管婆婆胡万芝十分不满,30岁的杜晓伟和29岁的丈夫徐兵,还是从副乡长王永亮手里领取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他们的女儿今年两岁,他们决定不再生二胎

  杜晓伟夫妇除了享受60周岁前每人每月5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外,等女儿10岁的时候,按照《山西省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》,两人还将享受“退二孩指标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不少于5000元的奖励”。

  当各地在为是否放开生育政策半遮半掩地争论时,翼城,这个晋南的农业县,已经进入“二胎”试点第28个年头。

  早在1985年7月,全国计划生育最为严峻的时代,人口专家梁中堂在翼城力推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的二胎试点,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,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。这一建议获得中央领导支持。

  如今,28年过去了,原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介绍,这个能生二胎的县,人口并没急剧增长,反倒生育率下降,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  只生一个与偷生

  上世纪80年代前期,虽然用了高压手段,但超生情况难遏制。翼城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.2个

  今年67岁的孙学武从事了一辈子计生工作。他记得大约1980年,乡里让他担任村计划生育管理员。

  孙学武的任务繁琐细致。在1000多人的北冶村,他要掌握全村15岁到49岁育龄妇女的“三情”(经情、环情、孕情),家里墙上贴满名字和经期表,“谁家的老婆、姑娘,哪天来月经,谁家月经不规律,谁家还没上环,谁家怀孕了,都要了如指掌。隔三差五向上汇报。”

  彼时,整个翼城县从城市到农村,严格执行一胎政策。

  1980年9月,《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提到,“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,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,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。”

  孙学武回忆,从1980年到1985年,在最为严厉的时期,为防止未婚先孕甚至先给妇女上节育环,到领结婚证时再取掉。

  “催粮催款,刮宫流产。”王庄乡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王永亮介绍,彼时计生几乎成了乡政府工作的全部。

  一旦发现谁家怀孕要超生了,一个由计生委、派出所、医院、镇长、村支书等超过20人组成的工作组,就会赶到。

  “按规定是罚款。但当时农民也没钱,工作组就把家里最值钱的黄牛、大衣柜、缝纫机抬到乡政府。只要肯把孩子打掉,东西立马归还。”王永亮说。

  原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回忆,当时县长的女儿生一胎后又怀孕,时任副县长王莉找到县长,要县长带个好头,否则她只能辞职。县长的女儿做引产手术,曾在翼城引起轰动。

  冯才山当时在隆化镇做镇长。他发现,虽然用了高压手段,但生育率并未降下来,超生情况难遏制。他回忆,当时的数据显示,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.2个,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只有一半。

  冯才山分析,当时农民以种地为生,若生一个女儿,挑水耕地都干不了,肯定偷着生,“其实我们也理解。”

  “就像试验田种玉米

  二胎政策开始的前五年,主要问题是村民违反间隔期,提前生二胎。政策会不会变,村民和干部心里都没底

  1985年7月的一天,冯才山接到县里通知去开计生工作会。会上,“从省里来的领导”梁中堂宣布,翼城要作为“二胎”试点,允许农村生育二胎。

  “所有人都傻了。我当时反复问了几次,以为是听错了。”冯才山说,当时有人提出,生一胎都管不好,放开二胎,会不会生得更多。

  事实上,为推出“二胎”试点,早在一年前的4月底,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,已到省计划生育先进县翼城做过调研。

  1984年,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《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》的研究报告,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,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,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。

  梁中堂将报告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,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,“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,很有见地的报告。”

  1985年7月,经批准,翼城全县农村开始推行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的二胎政策,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,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。

  “在政策开始的前五年,主要问题是违反间隔期,提前生二胎。”现任翼城县计生局工会主席的裴明社说。“80年代以前政策朝令夕改,老百姓是担心政策随时会变,所以抢生。”

  1985年前后出台二胎试点政策的,还有甘肃酒泉、辽宁长海、黑龙江黑河等13个县市。但到90年代初,部分试点因种种原因而收回。保留下来的试点只有酒泉、承德、恩施和翼城。

  翼城试点则自始至终贯彻执行至今。2009年,翼城参照《山西省计划生育条例》,将生育二胎间隔时间,由30周岁提前到28周岁。

  “一个女儿也挺幸福”

  一位心切的婆婆甚至给儿媳许诺,只要生二胎,就给买一辆轿车。这在翼城县传为趣闻

  因计生工作突出,1990年冯才山被调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。他说,也是大约从90年代开始,人们开始相信政策的可持续性,违背间隔期生育的现象开始减少。

  到2002年,冯才山退休时,他发现翼城农民的观念已发生了“翻天覆地的转变”,“想生二胎的人少了,许多家庭普遍只生一胎。”

  在王庄乡北冶村,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数已不愿意多生。胡万芝为了让儿媳杜晓伟生二胎,吵了几次架。“一个娃都养活不了,再生一个,谁养你。”儿媳的一句话,就让胡万芝张不开嘴。“以前生一个就能养,现在的娃娇贵,到处都要花钱。”

  杜晓伟算了笔账,丈夫在钢厂上班每月赚3000多元,自己当代课老师每月800元,公公打工每月1200元,全家一年收入6万元,除了日常开销,仅够供养一个孩子。

  南唐乡常册村的常军,1994年生的女儿,不打算再要二胎,“女儿刚考上大学,每年花费两三万。孩子多了养不起,一个女儿也挺幸福”。

  北冶村最近两年,接连抱上孙子孙女的,只有卢英家,“我一直跟儿子儿媳说,只生一个万一夭折了,咋办?”

  在唐兴镇李庄村,一位心切的婆婆甚至给儿媳许诺,只要生二胎,就给买一辆轿车。这在翼城县传为趣闻。

  年轻人为何不愿意多生?冯才山认为,除了传统生育观念改变外,经济制约也是重大因素。

  15年前人口规划实现

  计生官员认为,宽松的生育政策并未导致人口激增,又促使性别比合理化,主要因为符合人口自然规律,执行上也遵循了人性化

  王庄乡北冶村的毋志义,1996年生了女儿,就让妻子上了节育环。“以前说养儿防老,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,辛苦了一辈子,现在也没见她有多享福。”

  副乡长王永亮说,该乡人口共32610人,其中已婚育龄妇女6720人,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有1450人,“不生二胎的比率还是很高的。”

  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,全国人口增长率5.84%,年均增长率0.57%;山西省人口增长率9.98%,年均增长率0.96%;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.71%,年均增长率0.27%。

 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性别比状况显示,以女性100为单位,全国105.20,山西省105.56,而翼城县仅为101.26。

  1985年7月27日,翼城计生委规划了翼城《人口发展测算表》,计划到2000年,翼城总人口达到300331人。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,翼城人口达到303258人,“规划与现实,几乎达到惊人的一致。”冯才山说。

  翼城县计生局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,翼城农村家庭的一孩率达到42%。

  冯才山认为,宽松的生育政策并未导致人口激增,相反却构成了合理的性别比,主要是因为政策的制定符合了人口自然规律,而在执行上也遵循了人性化,“只要制定了符合规律的制度,合理执行,剩下的顺其自然就可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