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劳动力老化背景下逐渐松动的“单独二胎”政策,必须由国家政府、用人单位、父母共同来承担孩子的照料成本,否则,父母们还是“想生但是不敢生”。 生二胎,养育成本成制约因素 “当前,全国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,大概1500万—2000万人。新政实施后,近几年出生人口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,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,但大体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,不会出现所谓的新一轮婴儿潮。”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指出,到2020年,累计效应释放后,总和生育率会波动在1.6—1.7。 “‘心动’不等于‘行动’,其中有很多制约因素。”杨文庄分析,由于以往实施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,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,此次单独两孩新政,影响的主要是城镇夫妻。在城市里,多养个孩子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的问题。 “如果不‘啃老’,我生得起也养不起。”小李算了笔账,“广州的房价,城市边缘的也每平方米1万多。我们住在父母家,不用买房还房贷。我们夫妻俩都是普通上班族,一个月工资加起来10000元,仅奶粉钱、纸尿裤钱、早教费、玩具费等,就要花掉三千。至于日后的学钢琴、请家教等开支,如果没有父母支撑,养一个孩子都捉襟见肘!” 调查发现,在中小城市,符合条件的夫妇,大都希望单独两孩新政尽快实施。但在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,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等成本压力、晚婚晚育、不孕不育、时间和精力不支等因素成为生育行动的绊脚石。 生养孩子,不只父母受益 第七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21日在厦大举行,有100多篇论文被确认为大会报告,其中不乏“接地气”的成果,以二胎政策研究最有代表性。中国人民大学沈尤佳老师在其题为《二胎政策与照料危机》的报告中阐明一个观点:在劳动力老化背景下逐渐松动的“放开二胎”政策,需要国家政府、用人单位、父母共同来承担孩子的照料成本,否则,父母们“想生但是不敢生”。 她认为,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,经济社会因素已经超越计划生育政策,成为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。生育危机的背后是照料危机——夫妻在决定是否要一个孩子之前会考虑他们能否负担得起照料孩子、抚养其成年的费用。而工资与飙涨的物价,尤其是住房价格的不匹配,已经给众多中低收入的年轻夫妻的生育决策设置了障碍。 沈尤佳说,长期以来孩子的照料成本是“一本糊涂账”,人们认为它是私家事,只要由父母甚至母亲来承担就够了。她通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口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,反驳这种观点。说句大白话,生育孩子和养育孩子,不只是父母受益,特别是雇主也从中分得好处。 那么,如何说服父母们生孩子?沈尤佳认为,目前给产妇提供的产假极其有限,她提供几种思路:父母共享带薪假期(其中父亲的休假不能转换给母亲);现金补贴的形式:家庭补助和儿童福利津贴、养老金。譬如说,英国2012年通过的新的退休政策规定,家庭主妇首次无偿获得全额养老金、抵税和税收优惠;公共的儿童照料服务,特别是0到3岁的托儿所。 精彩推荐: |
账户未绑定手机号
绑定 ×